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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唯物辩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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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源远流长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都有鲜明体现。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中国古代对于这一观点最主要理论形式是“气一元论”。古代中国尚未形成科学的物质概念,却提出了接近物质概念的范畴“气”。气一元论主张世界统一于“气”,“气”是物质世界的本原或本体,“气”的不同性质、形态和结构决定了物质的多样性。“气”是永恒运动的,“气”的运动变化使物质世界呈现为一个无限变化的“气化流行”的过程。气一元论用“阴阳推移”和“空不离气”来说明时间和空间的本质,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及其和物质不可分离的思想。气一元论不仅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也是朴素辩证法的重要理论基石。据《国语·周语》载,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阳父就曾用“天地之气”的失序来解释地震,可视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春秋时期,人们用阴阳二气和“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六种“天气”)来概括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其中已可初见将物质概括为世界本原的端倪。战国时期,《管子》明确指出,“气”是万物的本原,它“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中圣人”。并在“精气说”中用“气”解释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认为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依赖于物质的身体和生命,归根结底来源于“气”。《管子》关于精神依赖于物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荀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荀子认为构成人的生命基础的“血气”与“知”(人的知识和能力)紧密关联,“有血气之属必有知”(《荀子·礼论》。),在肯定“知”依赖于“血气”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的观点,认为只有“气”聚成“形”(人体)后,精神活动才能产生,这显然渗透了唯物主义思想。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的生命以阴阳二气为基础,“阴气”形成人的骨肉,“阳气”形成人的精神,物质性的“阴气”先于精神性的“阳气”而存在,人的生死是“气”的聚散,有生命有形体都有“知”,“形”(人的形体)是“知”(精神)的必要条件,“气”又是“形”的必要条件。北宋理学家张载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气的客观实在性:“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阐明“有”和“无”都统一于“气”,即在本质上统一于“有”。明清之际,王夫之对哲学史上的“理气之辩”作了总结,指出天地间除了“气”,“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子正蒙注·太和》。),“气”并非是“生物之息”的空气,“气”的最本质属性是“实有”,即客观实在性,这种概括已经相当接近现代科学的物质定义了。汉代王充、王符,唐代柳宗元,北宋张载则一步步发展了气一元论哲学中“生生不息,气化之道”,即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和物质不可分离的观点。中国古代哲学家还从最早的《尸子》一书起,经过庄子、墨子、扬雄、张衡、邓牧等人的发展,最终至集大成的王夫之、方以智,提出宇宙充满了阴阳二气的,是由物质运动和时间、空间的不断积累而成的思想,不仅把时空和物质运动统一起来,而且已经接触到了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认为无限的时空是由无数有限的时空积累而成,在不断积累过程中,有限时空即转化为无限时空。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详细论述,中国传统哲学用“阴阳”、“五行”范畴来说明这一观点,这两个概念都源自对天象、气候的观测。“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洪范》篇。“五行”即构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形成“相生”、“相克”的关系,导致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五行观念的产生可说是古代中国人探索世界的起源和多样性统一的一种最初尝试。起源于殷周的《易经》,对“阴阳”观念从哲学的高度作了高度概括,它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并以阴阳的变化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阴阳互补、互动表现了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体现了一种宇宙秩序。阴阳观念的出现,表明人们已从“五行”观念的简单多样性,上升到探索事物的对立规律,产生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还认为,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中国哲人观察宇宙人生,总是以“统观”、“会通”的方式,把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看做是不同的系统,肯定各个系统及其要素之间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除《易经》外,先秦哲学家老子、庄子和孟子都对此作过论述,宋明哲学家亦特别强调“万物一体”的观念,肯定人与天地万物在本体上的一体性,肯定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和宇宙的整体性的统一,这些都是符合辩证法的宇宙观的。至于辩证法的发展观,我们也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事物“生生不已”、“动静互涵”、“相反相成”、“积渐成著”、“革故鼎新”等的论述中寻见。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万物皆化”(《庄子·至乐》。),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从《易经》到《易传》,始终以变化、变易为主题,从易学的观点看,万物都在大化流行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大过程,阴阳二气的对立、交感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和总规律,易道的特点就是“为道也屡迁……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趋时者也”(《易传》。)。以后的中国传统哲学,一般都继承和发挥了《周易》的发展变化思想,有关论述不胜枚举,均认为既然宇宙是一个变动不定、永恒运动发展的过程,那么人事之道就要效法天地自然、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断趋时更新,传统的变易之道往往成为主张社会变革的理论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在肯定万物恒动的同时,也讨论了动静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不可分割,老子、荀子、宋明理学家都对动静作了深入研究。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此的看法更加深刻,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动静互涵,以为成变之宗”(《周易外传·震》。),“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思问录·内篇》。),比较接近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动静关系辩证法。
中国古代哲学素有辩证思维传统,早在《易经》中即有体现,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在两种势力的矛盾对立中产生和发展的,这两种对立的势力用符号表示出来就是“”和“”,二者配合构成“八卦”,“八卦”相互叠加形成“六十四卦”,以表示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易经》中有不少表示对立意义的文字:吉凶、祸福、大小、远近、内外、进退、往来、上下、存亡、泰、否、损益等,表示其中实际已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堪称辩证法大师的老子认为,事物都是与其对立面相互依存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老子新译·二章》。),对立面之间是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新译·五八章》。)。《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柳宗认为,“事物自休,自峙自流”,“自斗竭,自崩自缺”(《柳河东集·非国语上》。)。张载提出:“一物两体,气也。”(《张载集·正蒙·两参》。)两体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运动变化,这种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化”,一种是“变”。“变,言其著;化,言其渐。”(《张载集·横渠易说·上经·乾》。)“化”是渐变、量变;“变”是突变、质变。朱熹讲“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子语类》卷六七。),世界万物都遵循“一分为二的规律”发展变化。方以智提出“合二而一”的命题,他说:“曰有,曰无,两端是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义,则无不二而一者。”(《东西均·相征篇》。)即说事物都有相对立的两端,两端相互交合,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王夫之认为,“合二以一者,既分一为二之所固有矣”,就是说,事物双方的对立和统一是不可分割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这种“一物两体,中庸和谐”观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律,“积渐成著,以著显微”涵盖了辩证法中质量互变的观点。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国先哲们亦提出不少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深刻见解。如《管子·牧民》中说:“仓禀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都在一定程度涉及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和关系问题。
在认识论方面,中国先哲们的探讨集中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其中以王夫之的思想最为深刻、精当。他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中庸衍》。),“并进而有功”(《读四书大全说》。)的命题,既强调了“知”、“行”的区别,又强调了二者的相互联系。“知”、“行”各有功用,不能混同,但又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说明了“行”是“知”的基础,来源和目的,“知”靠“行”来检验。这和现代哲学中强调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基本思路上是相通的。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凝结着中国先哲洞察天人、自强不息、进步日新、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问题的智慧,虽还缺乏系统、科学的论证,但经过唯物辩证法的诠释,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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