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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碑刻对研究则天文字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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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是一个惟我独尊、随心所欲、时时处处喜好标新立异的女皇,在对待中国文字上亦是如此。据《唐书.艺文志》记载,武则天曾著字海百卷,随心所欲地“刨造”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新字,被称为“则天文字”,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场旷古绝今的“造字”闹剧。
 
那么,武则天在当“大周天册金轮皇帝”时,究竟造了多少“则天文字”?这些“则天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史籍并无确切记载。由于武则天造字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博学、睿智、高明、伟大,将文字作为箝制束缚臣民思想,以维护她皇统万年、长治久安的一种手段,因此不仅大多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而且全是从个人的愿望、好恶和片面理解出发,随意改变原来已有文字的字形,绝大部分是以繁代简,有些则是复活早已死亡的古字,根本不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在她君临天下时,人们被迫遵从、使用,一旦她人死权消就立即被世人唾弃和遗忘了。因此,后世之人对“则天文字”知之甚少,乃至连《中华大字典》中记载的“武后所造”的字也数量很少,人们对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的“则天文字”的了解,正是通过对自垂拱元年(685年)至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当皇帝、“则天文字”大行其道之时所镌刻留存下来的碑志进行仔细的研究查考,才得以从中查找到了武则天随心所欲地造制的许多怪字的,现已考释出来的有19个,加上那个著名的被她用作自己的名字,不准刊刻的御讳“墨”字,共计20个:
 
这些稀奇古怪的“则天文字”,在陕西成阳市陈家村武则天为其母杨氏所立的、由武三思撰文、相王李旦(即唐睿宗)书写、刻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的顺陵石碑,在立于云南安宁县城南葱蒙卧山上、由唐初名士闾邱均撰文、河东州刺史王仁求长子王善宝所书、刻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
 
的《王仁求碑》,在河南偃师缑山仙君庙内、立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
 
六月十九日、由武则天亲书碑文的《升仙太子碑》
 
及《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在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中所存的154块武周时期的唐代志石和原藏于“曲石精庐”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许多武周时期的唐代志石中,均多处可见。诸如,在《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中,有“”——人字、“”——臣字、“”——国字等;在1930年12月出土于河南洛阳市北邙山、刻于武周圣历三年(699年)八月九日的《慕容夫人张顺墓志》中,有“”——月字、“”——初字、“”——人字等;在清道光年问出土于湖北襄阳、刻于武周天授三年(692年)的《张景之墓志》
 
,有“苹”——年字、“”——月字等;在193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市北邙山、刻于武周延载元年(694年)七月二十日的《孙夫人陆氏墓志》
 
中,有“”——天字、“”——日字、“”——年字等;在刻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年)正月的《许府君(行本)墓志》
 
中,有“”——
 
载字、“”——天字、“”——臣字、“”——日字等,诸如此类,还可列举许多。
 
从这些碑志所载的“则天文字”中,可以看到,武则天的“造字”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先进的改革思想,而只是在大搞繁锁哲学,不顾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搞惟我独尊,恣意妄为,竭力要想通过“造”字,使文字变成维护、巩固她专横统治的工具。比如,她将“照”字改造为“曌”,并占为自己名字独用,就是要想用这个“曌”字来表示自己尤如日月当空,无微弗明,无远弗照,是一个光照天下的圣明天子。
 
“则天文字”中的“埊”、“”两个字,是早己死亡的古字,她再次让它们起死回生,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炫耀自己博学,而且是要表明山川土地无一不在她的统治下,她拥有至广、至大、至高无上的权力,要臣民们对她忠心不二,颇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意。据说,当时武则天在造字时,一般都没有周折,然而,改“國”字却经过了一番波折。
 
据《正字通》载:
 
当时,“有言‘國’中‘或’
 
者,惑也,请以‘武’镇之,改为‘’。”但有人认为这样改法不妥,改后像武氏被困,于是武则天就把“國”字改成“”,其意是四面八方全在她的管辖之中。
 
以往一般都说武则天共造字19个(“”、“”都为“月”
 
字,两字算作一字),但实际上在对她当皇帝时期所镌刻留存下来的唐代碑志进行了深入的考究,可以发现,在这些碑志铭文中,还有一些在任何字典上都找不出来的怪字。如在1932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市北邙山、刻于武周圣历二年(699年)二月十日的《周善持墓志》
 
中有“”字,在前面提到的《孙夫人陆氏墓志》中有“叡”字、“”字等。
 
很显然,这些只有在武周时期的碑志中才见得到的“怪”字,无疑也只能是由武则天“造”
 
出来的。因此,如果能对武周时期所镌刻遗存下来的众多碑志作一个全面、仔细的研究考证,那就有可能真正弄清“则天文字”的全貌,解开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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