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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帖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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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谓的碑帖,是泛指可供学习书法临摹仿效的范本,几乎包括所有古代著名金石刻辞的拓本和名贤墨迹的刻本、临摹本或影印本。但碑和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有其不同的特指和泛称。下面分别介绍。
 
碑碑,起源于周代,最初是指人为树立的经过加工的石版。或立于宫庙之前,供“识日影、引阴阳”之用;或立于宫庙大门之内,用以拴系将作牺牲的牲口;或立于墓穴四角,用以吊引棺廓进入墓穴。这些碑都还没有文字。大约到了汉代,由吊引棺廓入墓穴的碑演化成了所谓“神道碑”,开始在碑石上镌文刻字,或埋入墓内,或立于墓道,以纪颂死者的事迹功勋。自此之后,镌刻文字的碑碣(方日碑圆曰碣)便兴盛起来。除了为死者立碑之外,也有为重大祭祀、征伐,为寺庙、名塔的修造等立碑纪胜的。所以历代遗存下来的碑碣极多,据清人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及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所记载,其数目即在一万以上。
 
古人不论为何事立碑,总是想要垂示后人、传之久远的。因而碑的书手,一般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隋代以前的碑,虽多不署书家之名,但从历史的记载和书法的精美,都能证明其书手均非等闲之辈。唐代以后的碑,依习惯都署有书家姓名,大都是人所共知的名流。所以,可以这样说:古代的书碑,是当时书家表现自己技艺的重要机会;而历代遗存下来的这些碑版字迹,又成了保存我国书法艺术珍贵遗产的宝库。
 
优秀的碑刻历代都有,但从总体上看,最为人们所重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属汉碑、魏碑和唐碑。下面分别作些简要的介绍。
 
汉碑汉代时兴碑刻。汉代书法的珍品,除少量见于汉简和帛书之外,大量即保存在汉碑之中。汉代又是汉字书体由秦篆(小篆)过渡到汉隶(通常所谓的隶书)、又从汉隶开始向楷书过渡的时代,作为汉隶书法的最高成就,几乎全部保存在汉碑之中。
 
著名的有:《北海相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郑固碑》、《张景造土牛碑》、《孔宙碑》、《封龙山颂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衡方碑》、《孔彪碑》、《鲁峻碑》、《曹全碑》、《张迁碑》等等。这些碑刻都是汉隶书法的代表作,风格各异,气象万千,同时还可以从中窥探到汉人刻字艺术的高超。由于碑刻文字是石刻文字的一种,在后人的习惯中,往往也把其他形式的石刻文字,如摩崖(将文字刻在自然的石壁上)、墓志铭、石经、造像、石阙等,也都归属于碑刻一类中。汉代著名的摩崖刻石有《石门颂》、《甫阝阁颂》、《西狭颂》等,其字势宏大,笔力雄强,具有古朴超拔、恣肆放逸的神韵。著名的石经则有《熹平石经》,因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故名。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儒家经典的最早石刻,传为当时最有名的大书法家蔡邕书丹,是汉隶的标准字样。据说此石经初立于太学门前时,人们争相前往观摩,道路为之堵塞。
 
在汉代的石刻中,也有少数仍用篆书的,如《祀三公山碑》、《嵩山太室石阙铭》、《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等,说明汉隶通行之后,篆书亦不废用。
 
魏碑从汉末经三国到两晋,以碑为主体的石刻文字也很不少,其中著名的有《上尊号碑》、《受禅碑》、《曹真碑》、《三体石经》(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所刻儒家经典)、《谷朗碑》、《天发神谶碑》(篆书)、《郛休碑》、《辟雍碑》、《张朗碑》、《石定墓志》、《爨宝子碑》、《广武将军碑》等,这一时期的碑刻除少数较有特色之外,多数是承接汉碑的书风未能形成一种独标气派的时代风格。而南北朝时代的魏碑,却能独现异彩,成为书法史上又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高标。所谓魏碑,是指以北魏为代表的南北朝时期的石刻书作,它包括造像、墓志、碑刻、摩崖等。作品之多,难于数计,其间最为著名的有:《大代华庙碑》、《吊比干碑》、《龙门造像二十品》、《石门铭》、《郑羲下碑》、《元简墓志》、《元勰墓志》、《元珍墓志》、《皇甫骑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高贞碑》、《敬史君碑》、《彳且徕山刻经》、《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匡喆刻经颂》、《爨龙颜碑》、《瘗鹤铭》等。魏碑的书学价值有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从书体上说,它体现了汉字书体由汉隶到楷书的过渡,开始了以楷书入碑的新时代,标志着楷书在这一时代已经完全取代了隶书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用字的正统书体,为唐代楷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从书法艺术上说,魏碑书法的多姿多彩,呈现了百花争艳的景象。魏碑虽然绝大多数只有楷书一体,但其结字、用笔和章法却各具匠心,不拘一格,书家们的个性、情采、气韵得以充分的发挥和展示。这一时期书家的众多、体势风格的多样化,很难象后世那样用一家或某几家作代表来说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楷书书艺而言,没有哪一个朝代能象这一时期这样天真烂漫、灿如群星的。因此,魏碑是一座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书法宝库。第三,魏碑书法的辉煌成就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而造就和形成的,这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包括书法艺术在内的汉字文化,对中华民族具有极其巨大的凝聚力。
 
唐碑唐代的书法可以说是紧随魏晋南北朝而发展的,因为隋朝立国仅有短短的三十多年,且社会动乱,文未昌而国已败,其碑版书法可观者唯《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孟显达碑》、《苏孝慈墓志》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从体势上看,只是魏碑的余烈。
 
唐代开国之后,四海统一,国力强盛,文化也得以空前的发展。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喜爱和提倡,书法艺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唐代的碑刻书法也是历史上的最高峰。其可称道者不能尽数,最、为杰出、常为后世师宗的计有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化度寺邕禅师塔铭》、《皇甫诞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昭仁寺碑》,褚遂良的《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房玄龄碑》,敬客的《王居士砖塔铭》,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薛稷的《升仙太子碑阴》、《信行禅师碑》,李邕的《李思训碑》、《麓山寺碑》,徐浩的《不空和尚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沈传师的《柳州罗池庙碑》,柳公权的《金刚经》、《神策军碑》、《玄秘塔碑》,等等。唐碑的绝大多数为楷书,所以可以说唐碑是唐楷的集中体现。唐楷是楷书的鼎盛阶段,尤其是到了颜、柳时代,从结构到用笔,都形成了严格的法度,就象诗歌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格律一样。唐楷的法度尽管严密,但从唐碑上看,各家的体势风格,其个性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褚承虞而有异,柳继颜而不同。所谓“唐人尚法”,并不是说为法所囿,形同布算。艺术的法则并非艺术的桎梏,书法自然也不例外。至于康有为的尊崇魏碑而所发“卑唐”之论,是失之偏颇而不足为训的。
 
唐代以后,特别有名的碑刻不多见,且书碑的墨迹每有流传于世,故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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